我和老婆都爱看书，张嘴就是学问。那天早晨还在餐桌上，她和我就“商榷”上了。她说韩剧好看，催人泪下。我说不好看，婆婆妈妈。她说，你没有艺术细胞。我说，你不知经典为何物。她说，你眼高手低。我说，你安于浮浅。说着说着，就开始远离原来的话题互相指责了。我说了婚后她的各项缺点和不足，她历数了几十年来我的种种错误和罪行。
我引经据典，她用事实说话。于是嗓门越来越大，战争越来越升级，升到不能再升的时候，我穿上外衣，拂袖而去。
于是，我们俩又开始了第N次“内战”。吃饭，各自上饭馆。睡觉，一人进一屋。在晚饭和睡觉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也不看电视了，而是把自己关在各自的屋里看闲书。知道的是我们俩打架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俩都在刻苦攻读、要当院士呢。
这个滋味，实在是别扭。相信您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会：离吧，又都不想离，躲吧，还真躲不开。不想看对方阴沉的脸吧，不看还不行。同在一个屋檐下，就这么较着劲。谁都不搭理谁。谁要是先说一句软话，谁就没了尊严。不行，得扛着，不能先投降。
第二天的白天，看见了我们街坊老王，他看我一脑门子官司，问我怎么了，我就告诉他了。他呵呵一笑说，咱们得向人家上海人学习。你看人家上海男的多好，个顶个儿的都是模范丈夫。老婆一回家，就赶紧给老婆拿拖鞋、沏茶、捏肩、捶背。人家让老婆看电视，自己戴上围裙把做饭、刷碗、拖地、洗衣服的活儿全包了。老婆要是生气了，还会一口一个小心心、小肝肝、小囡囡地把老婆哄乐了。你呢?差远了吧?这样可不行。我听完后，瞪了他一眼，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是北京爷们儿，北京爷们儿有怕老婆的吗?老王听完，拿白眼珠翻了我一眼，走了。
这一天晚上我和老婆还是以沉默相对。我看到报上正好有一篇文章，上面写着：“夫妻之间的宽容和理解”。我就把这张报放在了她的枕头上。想让别人好好教育教育她。第二天早上我一睁眼，这张报又回来了。把我气的。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下午，我去我的老师家。我的老师和师母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也都是老知识分子。老师坐在沙发上，很虚弱的样子。尽管屋里很暖和，但老师的膝盖上还是搭了一块毛毯。他问我，你爱人好吗?我说我们打架了。老师一笑，调侃地问，为什么呀?是在讨论“人类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面前有分歧吗?我说，我可没那么大的学问，我现在连我自己向何处去我都不知道。
老师笑了。师母说，吵什么呀。像我们这岁数，想吵都吵不起来了。我知道，大约两个多月前，我的老师病了，开始只是肺炎，后来引发了全身的疾病。在床上昏迷了七天七夜。经过多次抢救，才把老师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在那些日子里，师母和另外两个护工，不停地为老师翻身擦洗。我的师母愁眉不展，忧心如焚。
我的师母说，像我们这种年龄，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了。我们就好像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快到站了。到了终点，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下车。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真是不多了。其实，我们在一起呆够了吗?没有。你想想，世界上那么多男男女女，你偏偏选中了她，她也偏偏选中了你。不容易，缘分呵。如果你们像我们一样，把你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当作倒计时看待，你们就会珍惜你们的感情了。我说这些话也许你不懂，可是等你们活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就明白了。
可为什么单要等那一天呢?早一天明白，不是更好吗?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些酸楚，也觉得有理。我决定和老婆和好，就在今天晚上!
我往家走，路上打了一个腹稿，然后又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为了能够成功，我默默地念了几遍。但又觉得不行。我觉得我的话不真挚、不感人、不动听。说出的话跟念经似的，舌头跟拌蒜似的。唉，真没办法，天性使然。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和老婆说软话的人。我不由得埋怨起我的父母来：当初怎么就没给我一个半个的会哄人儿的基因呢?
我愣瞌瞌地站在那里，街上的灯都亮了，这是忙碌而寒冷的冬天的夜晚。路上车水马龙，人声喧闹。我忽然瞥见，不远处有个卖栗子的店铺，在刺眼的黄色的灯光下，大铲子在炒锅里骨碌骨碌地转着，冒着腾腾的热气，深棕色的油光闪亮的栗子，“哗啦”一声被倒在笸箩里。
我忽然有了主意，就是它吧。
我买了一斤，捧着，烫的。我知道她这个冬天总是爱一边儿吃这玩意儿一边看韩剧。
我进了屋，老婆正在看电视，被剧情感染，她笑着。可是一看见我，立刻严肃了。“晴”转“阴”，这“天气”怎么变化那么快呢?连气象台都会纳闷儿。
她端着架子，那架子很大，比粉刷楼房的时候搭的那个架子还大。
我把那一袋栗子放到她面前，热的，带着我的体温。我终于挤出来一句话：特意……给你买的。我的老婆看了一眼。表情绷着，绷着，绷着，终于绷不住了，“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我说,你不玩深沉啦?她立马儿用降B调温柔地回应了一句：你……讨———厌。
她伸开了双臂，我也赶紧学她的样子，迎上去。合拢。嘿嘿，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