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下旬，我去喀麦隆东部出差。当地向导把我带到一家每天70元人民币的“高档酒店”时，我有点不敢相信——且不说房间的昏暗和简陋，床上连个蚊帐都没有。非洲的蚊虫传播疾病是很厉害的，所以我果断要求向导带我去镇上“最好的酒店”。
他兴冲冲地把我带到另一家酒店，每天80元。虽然环境并没有显著改善，但至少床上有蚊帐，虽然是一个有好几个破洞的蚊帐。我摸了摸书包里的风油精，算了算要待的天数，顿时捶胸顿足。
尽管每天省抹俭用，风油精还是提前用光了，我不可避免地被喂了些许非洲蚊子。
结束出差回到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公司组织到台湾集体旅行。从抵达台湾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发烧，不过到了晚上烧就退下去了。我也没当回事，觉得就是感冒了。第二天又开始烧，吃了退烧药倒是降下来了，可是晚上又烧起来。到第三天的时候，烧到39度，领导坐不住了，知道我刚从非洲回来，生怕我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让台湾导游叫了救护车。
虽然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得了什么病，但是能确定肯定不是埃博拉，因为我去之前就查过喀麦隆不是疫区。但不管我怎么说，别人都不信。直到台湾导游跟卫生部门打电话确认后，才反过来安慰我：“兄弟，我确认过了，喀麦隆没有埃博拉，你放心吧。”
我当时真想跟他说：兄弟，这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尽管如此，急救人员到了之后，还是如临大敌，命令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厚实的口罩，一溜烟似的把我就近送到六七十公里外的南投医院接受治疗。我已经不记得是当晚还是第二天一早，总之很快，就通过血液检测确诊我得的是疟疾，而且是恶性疟。
治疟疾的经验越来越“不丰富”，但这是个好事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根据疟原虫的不一样，可大致分为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及卵圆疟四种，主要体现是发冷、发热，并带有周期性。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疟疾应该感觉忽冷忽热吗，为什么我没感觉到冷，只感觉到热？后来才知道，恶性疟的周期不明显，有时不发冷只发热。
医生说我体内的疟原虫含量已经非常高了，好在送来的还算比较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我自己一直没觉得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反复高烧，总是担心自己本来就不灵光的脑子变得更愚钝，因为我第一次觉得发烧可以烧到脑子空荡荡的。还有就是，一想到自己体内有这么多寄生虫，还是觉得挺恶心的。
虽然我当时的行李箱就有去非洲之前备好的青蒿琥酯片，但医生显然不会同意让我回酒店拿药，于是给我用了奎宁加另外一种药物治疗。
第二天，台湾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我来做流行病学调查，主要了解我的行踪、接触过哪些人，最后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对我说：“我们台湾呢，自（治）疗疟疾的经验不四（是）很丰富，每年子（只）有十几例苏（输）入性病例，就四（是）像你这种，但四（是）你放心，你的自（治）疗方案四（是）我们和‘卫生福利部’讨论过的哦。”
其实，中国大陆治疗疟疾的经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丰富”，但是绝对是一件好事。2015年当年，大陆只有40例本地感染病例。到2017年，大陆首次实现了全年无本地疟疾感染病例报告。如果能够保持到2020年，中国就可以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疟疾”认证。要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3000万疟疾病例。消除疟疾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绩。目前全球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该项认证。
我放心了，但前两天和我睡一个房间的同事还没放心。后来我听说，我被救护车弄走以后，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他都特别孤独，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避之不及。直到我确诊为疟疾，并且明确知道疟疾不会通过空气或接触传播，他才能重新融入集体，气氛顿时一片祥和，其乐融融。
同事放心了，台湾媒体还没放心。我上新闻了！台湾的报纸以《惊！陆客发烧，初步排除埃博拉》为题报道了“一名30多岁任职凤凰卫视的李姓男子”从非洲回来又来台湾旅游，其间因高烧而被送往医院救治，最后被排除感染埃博拉的经历。电视台也播出这位男子大摇大摆走进医院的画面，幸亏当时还戴着口罩。
得亏不是埃博拉，要不然如果因此影响两岸关系，罪过就大了。
不过回想一下，从喀麦隆回国时，我还在伊斯坦布尔转机停留了两天，然后回到北京，又来到台湾，经过十来天的潜伏，小小的疟原虫随我穿越了非洲、亚洲和欧洲——如果伊斯坦布尔算是半个欧洲城市的话——疟疾才开始发作。我算是切实体会到了为什么说“传染病无国界”。如果我得的是一个空气传播或接触传播的传染病，可能已经不知道传染了多少人。
2015年6月11日，坦桑尼亚西北部尼亚鲁古苏医院，一名患有疟疾的儿童躺在床上。
中国经验经过本土化改进，成效显著
更没想到的是，后来自己竟会成为消除疟疾队伍中的一员。我现在在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工作，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利用中国消除疟疾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疟疾。
是的，疟疾在中国已经快要被消灭了，但全球仍有半数人口仍面临疟疾感染风险，每年有超过2亿人患病，40多万人因此死亡，其中90%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而且大部分是5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得不到救治，有的人会反复感染疟疾，备受折磨。
中国控制疟疾的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我们的项目官正在和中国、坦桑尼亚疾控系统的工作人员一道，将中国抗疟的专长与坦桑尼亚的实际环境相结合，以降低坦桑尼亚当地的疟疾病例。
大陆在疟疾消除阶段以病例和疫点为核心制定的消除疟疾“1-3-7”工作策略是疟疾消除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是指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与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和治疗病人，7天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采取媒介控制。这一工作策略和要求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技术策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和坦桑尼亚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Ifakara）经过几轮讨论，结合坦桑国情，最终在“1-3-7”工作策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出了“1-7”工作策略，就是聘用当地的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在1天内完成病例信息收集和报告，在一周内对重点地区的高风险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快速筛查和治疗。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是因为从坦桑的卫生资源来看，尚难以做到“1-3-7”如三天内完成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例核实；而且，“1-3-7”工作策略更加适用于疟疾消除阶段，并且中国具有县、乡和村三级公共卫生防控网络得以将“1-3-7”工作策略有效落实，而坦桑尼亚的疟疾流行率仍然较高，他们缺乏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所以调整后的策略对坦桑目前的防控情况更具针对性。
2015年1月22日，昆明，科研人员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内生产塞宾株脊髓灰质炎疫苗。
这一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的项目覆盖坦桑尼亚Rufiji地区Muhoro和Ikwiriri的18个村庄，为6万人提供筛查和防疟疾服务。初步结果显示，经过本土化改进的中国疟疾防控经验，可以将当地疟疾流行率降低高达80%,和对照组下降50%的数据相比，成效显著。
对于一个村子而言，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可能会有十几个孩子因此活下来，也就有十几个母亲不必承受丧子之痛。
但这还远远不够。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到2030年将全球疟疾病例发病率至少降低90%”的目标，希望有机会能够在2040年彻底消灭这一疾病。现在，盖茨基金会继续资助和支持这一项目，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坦桑的疟疾防控计划和基层卫生服务系统，并向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
不止是疟疾，中国可以为全球健康贡献更多
当前，部分公众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仍持有异议，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解决国内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拿出多少资源用于对外援助，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是换个思路，如果中国能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像疟疾防控这样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疾病防控经验，其实不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疟疾，另外一个中国有着先进经验的领域就是母婴保健。盖茨基金会2019年9月17日发布的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提到，中国在大规模改善孕产妇健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30年前，中国农村女性因分娩死亡的几率是城市女性的两倍以上，现在这一差距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每十万例活产孕产妇死亡数量不到20例，远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70例。
2015年，中国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在埃塞俄比亚Gonji Kolela县合作启动试点项目，重点提高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服务的覆盖，减少孕产妇死亡数量。这些服务在设计理念上参考了中国积累的成熟经验，例如在社区内积极地动员女性和家庭成员利用卫生机构服务，消除影响孕产妇获取应急护理服务的经济障碍，以及强化监管和监督机制，等等。项目使当地的住院分娩率从28%提升到50%，有效改善了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状况。
此外，中国还可通过自己的优势向全球供应高质量、可负担的健康产品，这不仅不会消耗中国的资源，而且有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比如，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在2013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成为中国首款通过该认证的疫苗产品。迄今为止，已有超过4亿支乙脑疫苗制剂被销往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中国生产的该疫苗制剂，价格仅为同类国际产品的几分之一，很适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用。
盖茨基金会还支持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使其将口服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年产量从8000万剂扩大到2.4亿剂，同时还追加投资以帮助他们加强生产运营和管理，支持该疫苗于2017年底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目前，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的努力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我们已在全球消灭脊灰的道路上走完了99%。中国的最后一例本土脊灰病例出现于1994年，2000年被认证为无脊灰状态（虽然在2011年经历了一次由巴基斯坦输入的脊灰野病毒在新疆南部引起的脊灰疫情，但被迅速控制）。脊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流行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全球根除脊灰战略的基石是向高风险国家所有一岁以下儿童提供多剂口服脊灰疫苗，而确保价格低廉的疫苗供应则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天坛生物的口服脊灰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达成了长期采购协议，实现首批规模化出口7000万剂，为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疾病战略做出巨大贡献。
这些全球健康领域的“中国故事”或许还不为多数中国公众熟悉，但我们相信，当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疾病防控经验和公共卫生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消灭疾病、挽救生命，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对外援助，也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中国形象。
（作者供职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